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范思立
7月5日，上海财经大学举办“2025中国宏观经济年中论坛”。本次论坛聚焦“寻求高质量发展下的供需再平衡”主题，发布《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野村证券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等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辞。刘元春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阶段，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冲击已成现实。基于“三驾马车”和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宏观研究模式，依靠历史规律预测未来的逻辑体系，难以有效指导当下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经济亟须突破传统范式限制：一方面，要深入剖析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行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厘清其微观基础与行为新逻辑；另一方面，关注基础研发、产业升级和科创金融这“新三驾马车”，深度研判当前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进程，对未来趋势进行前瞻性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化斌代表研究团队发表布《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报告认为，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内外多重挑战中实现稳定增长，体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但供需失衡矛盾突出。供给侧方面，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成为新动能，但传统行业如煤炭等面临产能过剩压力。需求侧复苏乏力，居民储蓄率攀升，家庭债务收入比处于高位，家庭部门面临房贷与消费贷双重压力，抑制消费潜力；传统制造业利润下滑，投资动能受限，房地产深度调整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地方政府财政承压。劳动力市场总体平稳但结构分化，青年失业率偏高，人工智能替代效应加剧收入差距。房地产市场去化压力加剧，新房销售受限、中小户型同质化及保租房分流需求，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降。通货紧缩压力大，CPI、PPI、GDP平减指数三大指标均下降。
报告建议，政策层面需平衡短期稳需求与长期改革：定向宽松缓解债务压力，支持高端制造，完善社会保障以降低预防性储蓄，深化产业转型培育新引擎，防范“低增长—高债务—弱需求”长期停滞风险。通过打破市场分割，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差异化良性竞争环境，避免“内卷”造成资源浪费和低效配置，积极引导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和激发投资活力。
主旨演讲环节，张军、连平、陆挺和刘元春先后发言。
张军
表示，稳步提升国内需求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策。稳市场、稳预期，扩投资是关键。激发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的重点在于要推动政府的发展理念和职能变革。一方面，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硬化预算软约束，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建立更市场化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另一方面，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严惩“长臂管辖”等行为。从长远来看，需要在分配领域，尤其是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深化改革，来确保居民消费合理稳步增长。一是改革工资形成机制，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提高特定群体工资，引导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统筹提工资与提物价。二是尽快定型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居民后顾之忧。形成全国统一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强化财政转移支付对困难群体帮扶的精准度。虽然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政策重点更多在需求侧，但依然不能忽视供给侧问题。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
连平认为，展望下半年，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仍将交织叠加，具体可概括为“三个确定”和“三个不确定”。从确定性来看，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压力显著增大。受贸易冲突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复苏路径和方向不够明确。二是关税驱动美国通胀反弹。下半年美国通胀反弹压力将持续显现，加征进口关税是美国直接的驱动因素。三是多重因素推动美元继续走弱。美元指数上半年呈现出“先扬后抑、波动下行”的特征，美国正遭遇“四期叠加”挑战，从根本上驱动美元走弱。从不确定性来看，一是对等关税谈判悬念留存。二是美联储降息何时重启仍存变数。三是地缘政治风险多点共振前景难料。面向未来，中国只要坚持“以我为主”、强化战略定力，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韧性、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充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以及不断迸发的创新动能，叠加多元出口市场，针对性和有力度地施策，就有望在外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陆挺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在内外多重挑战中前行，政策需要再度发力，关键领域的改革需要推进。挑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下半年出口形势严峻，受补出口透支、关税上升及转出口漏洞被堵等影响，出口增速大概率低于上半年。二是房地产市场尚未真正出清。三是下半年某些行业清理产能过剩力度加大或导致投资和生产明显下降，以旧换新政策后续消费动力不足可能导致销售量和投资下行。在房地产领域，需借压力出清房地产积累的债务等历史问题，推进保交楼、企业破产出清等事项，重建市场秩序和信任。在消费方面，要推进社保改革，提高城乡居民老人养老金，逐步让3亿农民工纳入企业社保体系；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创造需求；未来两三年内的财政改革也至关重要，以此缓解地方财政承压态势。
刘元春作题为《统筹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的主旨演讲。他建议宏观经济治理要在当前五个统筹基础上，增加“统筹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的新维度，将治理“内卷化”竞争作为政策重点，从而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微观基础。
他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的首要关切点是持续低迷的价格水平。一方面，中国正经历一场由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供给冲击。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了近90%，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成本大幅下降，蕴含着新生产模式。另一方面，许多行业在技术升级的同时，企业利润率降至历史低点，应归结为“内卷性定价模式”导致的恶性竞争。如果价格下降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企业利润理应改善。然而，当前工业普遍存在“成本下降，但利润下降得更快”的现象。针对这一困境，破解低价与“内卷”现象，必须全面启动微观治理。政策思路应从过去主要依靠行业自律的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行业协同、企业落实”的新模式，将竞争政策提升到舞台中央。建议在关键时期通过立法和政府引导来规制盲目竞争、重塑市场秩序。面对中国产业政策长期优先于竞争政策导致的微观层面失序，要重新定位产业政策并强化竞争，形成宏观调控与微观治理协同发力的新格局。
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联合承办，由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陈选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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